疾病书写的古今演变及现代性转化以明清和现代(3)

在《金瓶梅》和《红楼梦》两部小说中，疾病的生成和治疗都符合中医的医理。但当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发生时，“五四”知识分子们以西学作为武器，抨击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医文化也因为其非理性的特点饱受诟病。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中就说中医“既不解人身之结构，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鲁迅也贬斥中医为“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注]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8页。。新文化运动的很多知识分子都有学医的背景，如鲁迅曾在仙台大学学医，郭沫若曾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医,西医的理论和治疗方法随着思想的革命在中国得到了生长的空间，同时也都在现代文学中得到展现。巴金的《第四病室》就比较集中涉及了现代医学，巴金以自己1944年在贵阳中央医院的一次住院经历为素材写了这部小说。[注]巴金：《谈〈第四病室〉》，见李存光编：《巴金研究资料》上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498页。在医院的私人空间(每个人的病床)和公共空间(病房)的交织中，每个病人在单独被治疗的同时也与别的病人构成了一种社会交际关系，这使得小说的叙事呈现出复调的意味，小说也因此成了现代医学的记录者。巴金在1960年的后记中曾经说道：“第四病室，一间容纳二十四张病床的外科病房，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缩影。在病室里人们怎样受苦，怎样死亡，在社会里人们也同样地受苦，同样地死亡”。在一个普通的外科病房中，既有知识分子，也有普通的工友，可见当时西医已经在中国的各个社会阶层中得到普及，西医的治疗方法如打针、照X光、吃西药、动手术等也被中国人广泛接受。这个病房中住着割盲肠的、患伤寒的、骨折的、烧伤的和害性病的病人，现代医学上外科的疾病在这里可谓是一应俱全。除此以外，小说中的治疗空间也是医学现代性的要素之一，明清小说中对于疾病的治疗常常发生在家庭空间中，即医生上门诊病，开出药方，然后病人在家中服药治疗，但在巴金的《第四病室》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医疗空间已经形成，病人在医院中治病疗养，甚至有的病人在痊愈后还不愿离开医院，因为生怕自己的伤口再次发炎溃烂。在医院中，病人的疾病由医生负责，病人的看护和照顾也主要是由护士和医院的护工完成，家庭成员在整个疗治的过程中仅仅是辅助作用，这就是现代医学中的“委托制度”，这一制度曾被认为是现代医学的革命性突破，是对个人的尊重，也是个人对现代医疗的信赖和尊重。[注]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58)》，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0-111页。医院不但给病人疾病的治愈提供了可靠的医疗环境，使病人得到更专业的照顾，同时也避免了家庭空间和家庭伦理对于病人的压抑。[注]一些特殊的疾病如性病或者精神病，在家庭空间中，病人常常得不到有效的照顾，而且会因为疾病本身隐含的伦理性而受到责罚，有的家庭会把精神病人锁起来，以避免其对家庭其他成员或社区造成危害，这样的做法不但不利于病人的康复，反而会加重疾病。

三、 自省的医者：现代知识分子的诞生

现代医疗制度的建立、现代医疗手段的实施、现代医疗空间的确立，这些都标志着现代小说中疾病书写现代性的形成，与此同时，疾病诊疗隐喻意义的转变也标志着现代知识分子的诞生。无论是明清小说还是现代小说，个人之疾也是社会之疾，明清小说中，作者在诊断社会病情，开具了“药方”之后，还很关心疗效如何。《金瓶梅》中的疾病和治疗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从诊断疾病之源“贪”，到吴月娘的善终展示出的“疗效”，作者都自觉地站在一个“医者”的高度俯瞰患病的芸芸众生，作者身上体现出来的是传统知识分子悬壶济世的人生理想以及医治社会疾患的自信。将思想视为变革社会的利器，这是新文化运动发轫之初现代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的共通之处，但是这一思维方式很快就发生了改变，思想变革的力量受到了“五四”知识分子们的怀疑。拿鲁迅来说，刚开始时，他认为“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注]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9页。文艺运动是他“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注]鲁迅：《南腔北调集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见《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26页。的一项医疗方案。鲁迅早期的文章《摩罗诗力说》就显示了鲁迅对文艺“伟力”的深信不疑，但是，随着《新生》的失败和《域外小说集》遭受到了冷落，鲁迅进入到了一段沉默的时期，在相信毁坏“铁屋子”的希望“有必无的证明”下，他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也即“‘诊者’和‘治者’角色的分离”。[注]曹禧修：《“诊者”与“治者”的角色分离》，载《文学评论》，2003年第6期。“诊”和“治”的分离是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区别。在《激流三部曲》中，巴金描写了封建大家族日落西山的凄凉晚景，“高家好比一棵落叶树，一到秋天叶子开始变黄变枯，一片一片地从枝上落下来，最后只剩下光秃的树枝和树身。这种落叶树，有些根扎不深，有些根扎得深，却被虫吃空了树干，也有些树会被台风连根拔起，那么树叶落尽以后，树也就渐渐地死亡”。显然，违背祖训、挥霍无度、抽大烟、娶姨太太的“蛀虫”们(如克安、克定等)导致了大家族的灭亡，但大家族中真正受到伤害的却是那些渴望幸福和自由的青年(如梅、觉新等)。于是，小说就出现了这样的两种疾病，大家族被蛀虫蛀蚀的疾病，以及软弱的青年们在家族的压抑下导致的疾病。要治疗前者，则需要使用如同觉慧批判克安、克定时所使用的礼教这一药方，觉慧能够义正辞严地谴责他们勾引老妈子欺侮丫鬟、吃鸦片、包妓女、卖公馆这样的丑事，他依靠的是礼教的规范和爷爷的遗嘱。但是，要治疗觉新等青年在封建大家族中经久压抑所产生的疾病，却需要“大胆、大胆、还是大胆”地冲溃封建礼教。在作者的笔下，“礼教”具有双重身份，它既是挽救大家族于既倒的药方，同时也是社会潮流中的顽疾，“礼教”的治疗与被治疗在小说中各自言说，自成逻辑。显然，作者清晰地看到了疾患所在，但在治疗上，却存在着犹疑和矛盾，巴金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家》的重印后记中就说自己的小说“像个并不高明的医生开的诊断书那样，看到了旧社会的一些毛病，却开不出治病的药方”。同样，在《憩园》中，作者也通过杨梦痴可恶、可悲的一生表达了他对这类家族蛀虫的复杂感情，小说的叙述者“我”也是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代表：“一个人不大容易知道自己的病，所以要请医生来诊断开方。我连一点点医理也不懂，更不用提给自己拿脉看病了。”[注]巴金：《谈〈憩园〉》，见李存光编：《巴金研究资料》上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472页。这种思想倾向很大程度上与一部分“五四”知识分子所面对的现状密切相关，当政治、社会都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之下，“广场”早就成了一个暧昧不明、岌岌可危的空间[注]陈思和：《犬耕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6-10页。，启蒙运动在民众面前显得疗效甚微，知识分子对于自己文学救国的理想产生了怀疑，鲁迅曾经说过：“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自然也有人以为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但我个人总觉得怀疑，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注]鲁迅：《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见《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42页。怀疑自身，怀疑思想的“伟力”，这标志着“五四”知识分子开始了反省之途。布尔迪厄在谈到现代知识分子时说道：“在将他人进行对象化的过程中，我们还必须将自己的兴趣对象化，以便尽可能客观地看待事物”，而且，“正是这些反观性与批判性的分析使得社会学不再被看作是自我中心的学科，而是被看作是科学进步的条件”。[注]包亚明主编：《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0-105页。“批判和反思”自身，表现在“五四”知识分子那里可以说是一种忏悔意识，关于忏悔意识，陈思和早在《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中就对此话题有过详细的论述，他指出，新文学中的忏悔意识是受到西方现代思潮影响的一种意识，而“五四”时期的文学主要是从“忏悔的人”这支道路接受影响的，《狂人日记》中狂人对于自己的忏悔，认为或许自己也吃了几片人肉而不自知；郁达夫对于自己畸形的性心理的刻画，这些都是“五四”知识分子在认识到人自身价值的基础上，对于自身血脉之中所遗传的无法更改的罪恶的忏悔。[注]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95-218页。巴金作为“五四”精神的重要的代表者和继承者，这种忏悔意识早就内化成了他为人为文之道，在1980年的《关于〈激流〉》和《关于〈寒夜〉》中，巴老仍然念念不忘对这种意识的坚守，经历了“文革”之后，他的感情又一次与数十年前实现了跨时空的结合，“挖得更深一些，我在自己身上也发现我大哥的毛病，我写觉新不仅是警告大哥，也在鞭挞我自己”；“那么在小职员汪文宣的身上，也有我自己的东西。我曾经对法国的朋友讲过：我要不是在法国开始写了小说，我可能走上汪文宣的道路，会得到他那样的结局”。[注]李存光编：《巴金研究资料》上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441、537页。这种意识到了巴老的晚年，就形成了他《随想录》的基调，同时也是“五四”知识分子的忏悔意识在当代的重要承传。忏悔意识形成了巴金对自身既是“医者”也是“患者”的双重体认，这“是新文化运动反传统之后，觉悟的个人从传统的牢笼走出来，在自由的荒原上体认存在的结果。因此，这种病症才能够穿越空间，表现出整个现代人的困境”。[注]高旭东：《鲁迅：在医者和患者之间》，载《山东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这样的“困境”不但使作家从传统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中解脱了出来，而且这种解剖社会、他人以及自己，品尝自己本心时复杂的情感体验也使小说本身充满了张力，从而表现出丰富的艺术特色和极高的艺术水准。

文章来源：《中华实用诊断与治疗杂志》 网址: http://www.zhsyzdyzlzz.cn/qikandaodu/2021/0708/1381.html